源头创新就是原创性的创新，具有推动科学进步、促进人民健康的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创新。近年来在改革推动下，我国生物医药创新生态加速形成，一大批生物医药企业快速成长，生物医药也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新增长点，但是我国生物医药产业起步晚，医药创新实力与世界先进水平还有较大差距。
　　在2023首届浦江生物医药源头创新论坛上，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朱同玉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等表示，从创新的能力上来看，我国本土创新药企近年来的创新能力进步非常快，但是创新成果转化能力与国外先进水平依旧不在同一个层级上，国内尚未形成自身的转化体系，国有母基金很难投到真正的原始创新项目中去，很多科研院所的创新黑科技并没有被企业、投资人所认识。
　　“当前，我们的国有母基金往往投入在比较成熟且将要上市的企业上，这也使得在考核标准中间会增加国有资产的保值占比。原始创新具有较大的投资风险，因而如何调动国有母基金在原始创新投入的积极性依旧是一个问题。”朱同玉说，另外，我国诸多政策均在鼓励原始创新，但是成果转化过程中总是被诸多问题所束缚，这也是由于创新成果转化过程中也会涉及比较复杂的审计问题，中间的执行部门积极性不高，对政策的理解是不到位，最终使得成果转化难度加大。
　　在需求、政策和资本助推下，2016-2020年我国创新药行业得到了突破性的发展，2021年创新药行业结束初期的野蛮生长阶段，开始进入到行业调整期。2022年行业调整进一步深化，监管政策继续改革完善，各界对创新药企业也有了更高的要求。眼下，医药研发也出现了“创新”与“伪创新”的分水岭。
　　对此，有券商医药分析师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在创新为王的时代，真正的技术创新占企业成功的20%-30%，存在较大的未满足的临床需求的疾病领域患者群体庞大、对应市场空间大，也成为创新破局的关键点。但如何实现创新转化依旧成为待解的难题。
　　医药创新与基础研究脱节
　　世界银行发布的报告《推动中国创新-最佳国际实践》曾提出9条具体建议，其中要点包括：加强基础科研研究和投入。美国NIH和NSF负责60%的年科学基础研究经费的拨款。对比2017年OECD国家17%的R&D投入在基础科研研究中，而我国不到5%。
　　眼下，多数资本和企业都不得不放弃急功近利，转而更加关注研发长期布局，加强基础科研和投入，新机制和新靶点的开发。如此，倒逼创新药企避开同质化竞争，努力迈向“原始创新”的阶段，加强“First-in-class”创新药的研发，注重未满足重要品种研发。
　　但“源头创新”并非易事。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执行会长宋瑞霖在上述论坛上表示，经过十几年的努力，中国基础研究能力在大幅提升。根据最新公布的数据表现来看，2023年排名前100的生命科学研究机构，与2015年比，短短的八年时间，中国增加了32家，美国减少了21家，说明中国基础研究能力实现了较大的进步，但是中国基础研究实力及数量与美国相比还有明显的差距。
　　也正是由于中国源头创新能力与海外要求存在巨大差距，包括有些产品品种，存在与海外同类型产品同质化竞争的问题，所以在此情况下，无法真正解决一些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针对这样的情况，大多数本土创新药企走向国际化市场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中国医药创新的国际化正在不断涌现，从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数量可以看到这个巨大的变化。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眼下全球的投融资都在下行，中国医药创新投资已经进入冰冻期，为此各国纷纷出台了鼓励创新、提升创新的政策措施，进一步提升生物医药产业潜力。这也要求我国政府利用全方位的政策要素推动医药行业创新发展。”宋瑞霖认为，当前，诸多因素都在倒逼中国医药企业必须提升自主创新的能力并且突破自我，如何提高整个产业的创新自信做到First-in-class in china是业内人士共同关注的话题。
　　宋瑞霖指出，生物医药产业是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战略性新兴产业，思考中国医药创新发展离开这一前提就会失去方向。当前，医药创新与基础临床研究产生脱节。基础研究转化整体比例较低，且以高校及科研院所代表的“药物发现-企业转化”路径为主临床角度几乎没有参与药物研发，药物研发更多是“盯着药”而非“盯着病”。
　　“基于此，我们需要多维度提升我国源头创新的能力，要把临床研究机构变成临床科学研究机构，不仅仅是做企业所委托的GCP临床研究，更多的是要做干预性的研究，聚焦临床未被满足需求，而不只是聚焦已上市药品的新增适应症，限制、束缚中国源头创新。”宋瑞霖说。
　　从产业或从资本角度来看，当前处于医药行业新周期开始，一轮泡沫以后，潮水退去才知道谁在真正“裸泳”，真正一批优秀的企业才能开始兑现成长，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公司开始显示出来。这也要求产业链上下游在市场发展痛点之下，找寻如何实现“真创新”的路径。
　　朱同玉也认为，中国真正培养科学性企业家的机构非常少。如此也使得，想要将创新想法变成幼苗、幼苗变成产品、产品变成商品，较为困难，中间有一道道关卡需要集体去突破。我国想要把临床成果转化完整的链条构建起来还需要很长一段路要走。医药创新成果转化是一个闭环系统，需要政府、企业、大学、资本的共同参与。
　　源头创新制度模式待构建
　　生物医药是促进人们生命健康的战略新兴产业，当前，应当大幅度增加生命科学基础研究的投入，激发科学家的创新活力，鼓励原创药物的研发，为原创性新药商业化成功创造必要的条件。同时，要针对生物医药高风险、高投入、长周期的特点，在研发、准入、生产、使用、支付各环节给予全链条的支持，努力营造一个鼓励源头创新的制度环境以及创新生态。
　　然而，良好的创新生态离不开源头创新支撑，更需要不同的利益共同体组织形成。其中，更是离不开大型医药企业、小型创新医药企业、资本、政府及聚焦源头基础研究的研究机构等各方的协作，并且需要思考如何以利益机制为纽带更加市场化运作，吸引更多资源充足丰富的参与者形成共赢生态，这也是当前不少业内人士正在探索的话题及方向。
　　复星国际联席首席执行官陈启宇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成果转化是生物源头医药创新重要的环节。真正要做源头创新需要做到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本土创新药企需要加强与国内的科研院所、临床医院合作，推动临床研究科技成果实现科技性转化。当然，在临床转化的过程中，企业需要建立相应的策略方向、建立评估能力，思考并解决“什么样的科技能够实现转化”这一问题；另一方面，聚焦且明确聚焦“临床未被满足需求”这一方向，需要从临床未被满足需求出发，去搜索和寻找相应的科技成果及科学家所在。当然，在此基础上需要建立两个体系：一是，建立创新孵化器，从科学的角度理解且确定方向共同寻找相应的技术和科学家进行创新孵化；二是，建立创新药孵化基金，在基金的框架下搭建一支团队，国内国外寻找新技术。
　　根据公开信息，复星医药于2017年和西湖大学副校长许田教授达成合作，共设创新孵化器复星领智。截至目前，该公司已经投资孵化了包括精缮科技、深爱科技、新肽生物、微济健康等科创公司，布局基因细胞治疗、人工智能肿瘤精准治疗、肿瘤免疫治疗、微生态菌群等领域。此外，由复星医药作为控股股东发起设立的复健资本新药创新基金，利用复星在海外已布局的6个合作VC旗下的项目资源，聚焦将海外优质生物技术领域的世界级技术与产品通过引进与合作等模式落地国内。
　　“企业在做成果转化时面对不同的科技会引入不同的产品，但最重要的始终是坚持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在进行临床转化工作的过程中，不要单纯从技术去转化，从技术去转化有时在实验室是一个好的技术，但到了临床可能花了十几年的时间，等到产品上市了，才发现这个技术在临床真正的应用没有太多价值。”陈启宇说。
　　朱同玉也进一步指出，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在创新成果转化层面已经进行了诸多探索，有四点经验总结：
　　一是，高校要做好专利梳理，了解哪些项目可以落地，哪些可以进一步孵化。
　　二是，梳理好专利进行项目分类对接，例如，国内单抗企业有多少？CAR-T类的企业有多少？针对这些企业梳理，可以方便后续进行一系列的对接工作。
　　三是，每个月会举办一期科技沙龙，将企业、投资方、科学家汇聚在一个平台，小范围深入讨论，目标就是让科学家的成果真正被投资界、企业界认知，同时培养科学家的企业家思维，推动基础研究、临床研究、医理、医工、医文实现有效结合。
　　四是，联合外地的研究院专业人员作为复旦补充人员，直接参与临床研究工作，提升工作效率。同时，需要考虑如何让临床研究、基础研究、理科研究人员进行联动对接，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创新成果进行落地。
　　“现在的创新成果转化体系构建对接平台还不够完善，所以我们正在对接完善的平台，正在推动理、工、农、医、投资方、企业界、政府部门共同加入，加速搭建这一平台。”朱同玉说。
　　如此也意味着，只有对临床上急需的产品进行研究，才有更多的属于中国自己的原始创新产品和技术。因此，合作才能共赢。国家在机制上和体制上大力推动改革，改革要有创新，医、学、研、产、政要五力联动，共同推进，才能形成较好的原始创新，解决创新“第一公里”的问题。
（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